宋学文在18岁因为一条神秘的“金属链”，失去了健全的四肢，但写自传、拍电影、结婚生子他一样没落下，他说自己就像中国版尼克·胡哲，那个从出生起就“没有肢体”的著名演讲家。

相比而言，他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，“好歹我还有半只手臂”。

最后一个电话

199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，凌晨五点，22岁的残疾小伙宋学文决定自杀。

19岁那年，他因受严重的核辐射损伤被截肢。残疾之后，宋学文把自己封闭在14平米的小房间里，与世隔绝。母亲给他买了部电话，希望他多跟朋友聊聊天，但他谁也没找过。

这晚他将自杀时，脑子里却有个声音跟他说：打个电话吧。如果当时你在他的房间，就会看到只剩半截身子的宋学文，艰难地挪到床边，用只剩指关节的手在电话上摸摸索索。

凌晨五点，他终于决定试试看，用半只胳膊架起听筒，随机拨出一个号码。没想到这个号码通了。听到声音宋学文吓了一跳，心想“千万不要有人接”，又舍不得把电话放下。三声过后，电话接通，传来一声你好，是个女孩儿的声音。“完全懵掉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本来手也不好使，说话都磕巴。”

担心电话被挂断，宋学文下意识编了个借口，说这天是他的生日，结果电话那头大方地来了句， “那我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根据宋学文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《站起来》截图

既然有人听电话，又饶有兴致，宋学文索性抓住机会。电话里，身份和形象可以被“伪造”，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四肢健全的高富帅，聊天轻松又安全。

对方是医院的实习出纳，正在值夜班，天亮前最无聊的时候接到来电。从最近看的书到喜欢的小吃，话题天南海北，两个人越聊越开心。

女孩儿留下了自己的笔名，叫叶子。挂断电话后，宋学文突然有了盼头，他还想跟叶子再聊聊天。自杀？暂时不想了。

生死链

说起宋学文的残疾，一切源于一连串偶然。

宋学文出生在吉林蛟河的大山里，父母都是农民，他从小学习优秀，18岁时被吉林化工厂录取，勤奋肯干的他很快就当上了管线工小组长。

当时的吉林，城市和厂区融为一体，工厂和宿舍分布城市南北两头，宋学文有个习惯，每天不坐班车，而是骑自行车去上班。

1996年1月5号，东北气温逼近零下三十度，按照以往，宋学文和工友会在休息室暖和暖和，到9点再上塔吊，这天他却鬼使神差，七点半准时开工。

走过工地走廊时，宋学文在浅浅的积雪里发现了一条链子，随手捡了起来。这条链子在后来的传言中被形容是个亮闪闪的金链子，价值连城。但在薄雪中，宋学文说，它更像当时少数人能拥有的BB机链，乌灰色。

同行者无人认领，宋学文随手揣进裤袋中，想着完工再寻找失主。但还没来得及寻找失主，他的身体已经有了奇怪的反应。“突然感觉头晕，半个多小时后开始有点嗜睡，紧接着是麻，恶心，呕吐，我一想怎么会晕呢？结果又晕一下。”

宋学文以为自己得了重感冒，忍着头晕回到宿舍，然而很快，他的双腿开始剧烈疼痛，宋学文挣扎着报告给单位，没多久宿舍就围满了人，亲们张罗着把他送去医院。

“正给我穿衣服的时候，我们领导就像突然间想起什么了。他说你在工地的时候捡没捡到什么球啊，块啊，链这种东西？我想了想说，我捡到一个BB机链。当时就感觉他很紧张问'在哪呢？你捡的那东西可能是放射源，赶紧离开这屋。'感觉这屋里马上就要爆炸了。”

直到这时，宋学文才将身体的怪异反应，跟早上捡到的链子联系在一起。“之前根本想不到，就像捡了一根树枝，一片树叶一样。”

宋学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无意捡到的一根链子会改变他今后的人生轨迹

一只手臂，两条腿，三年

宋学文被送到厂区的诊所时，医生还以为核辐射的“核”与河流有些关系。他们为宋学文输了一晚上葡萄糖，情况却越来越严重，宋学文陷入昏迷，只感觉到病房里来了许多领导，窃窃私语。

迷迷糊糊中，宋学文被抬上救护车，车窗外树影不停闪过，积雪反射大片月光。宋学文被连夜送到了北京。车子路过天安门时，宋学文强撑起身体看了一眼，空旷的广场上飘着一只粉红色的塑料垃圾袋，“感觉很萧条”。

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7医院，全院乃至全北京的放射科专家已经在等待这位特殊的病人。 “病房里挤了三十来人，穿白大褂的，穿军装的”，然而一屋子专家还是束手无措。几天后，宋学文的四肢出现巨大的黑红色水泡，专家们讨论后，最后确定了治疗方案——截肢。

“最大的感觉就是疼，我就想怎么能把疼给我止住。”至于截肢后工作怎么办？收入从哪儿来？如何生活？通通来不及考虑。“截就截吧，还能怎么办？”

这些发生时，宋学文都像是无意识，直到医生在宋学文的胳膊上划线，他才恍惚了一下。“我就想起我工作的时候，接铁管子，跟他一样也是划线，量一下多长，划个线，然后给它截掉。”

到目前为止，核辐射在世界范围内尚无治愈的方法，病变不可预知，为了防止扩散只能截肢。

那之后将近三年的时间里，宋学文被依次截去了双腿，一只手前臂，和一只手指的指关节。康复的过程中，他全身绷带躺在床上，看对面斑驳的墙壁，还会幻想自己有特异功能，盯着飞进来的苍蝇，还期待眼睛能放出一束光将它杀死，但最后以眼花告终。

7次大型手术和无数次小手术，溃烂、截肢、修复反复循环，仿佛永无尽头，“上厕所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都吓一跳，肉段一样，像个外星人。”

“不就一个链子吗？它怎么把我伤害成这样？哪怕我再晚去5分钟，扫雪的可能就把它扫走了。”

这条链子并不普通。根据事故报告，它是金属探伤仪器上的一环，附着有强辐射的放射源铱-192。1月5号凌晨，一组探伤工人像往常一样为产品做“透射”，操作不慎，这条链子掉了出来。

阳光

治疗过程漫长而痛苦，生理疼痛远胜过心理折磨。为了止痛，医生给宋学文注射杜冷丁和吗啡，护士用的术语是“杜非半量”，因为打的次数太多，宋学文得名“宋杜非”。他甚至三次染上毒瘾，戒毒使他更加痛苦。

1998年夏天，治疗终于告一段落，他被送回了吉林。单位以没有医疗终结报告为由，拒绝为他解决工作和住房问题，只安排了一间十四平米的单身宿舍。

他每天把窗帘打开一半，藏在窗帘后，窥探外界。“只要稍微有一个风吹草动，哪怕对面一个楼有人开个窗户，我马上就会藏起来，我怕他看到我，就像一个软体动物一样，寄居在一个贝壳里，稍微有个风吹草动，非常敏感。”

从医院回到现实世界，精神压力突然袭来，宋学文要接受自己成为残疾人的事实，继续生活，“告诉自己天生就这样”，但想到刚刚开始就被截断的青春，将来随时可能发生的病变，以及年迈的父母，宋学文万念俱灰，这时，他在一通电话中认识了叶子。

叶子的真名叫杨光。那通“救命”的电话后，杨光和宋学文每隔几天就会通话，聊得也十分投机。久而久之，杨光发现宋学文总在工作时间打来电话，说的还有些互相矛盾，直觉告诉杨光，宋学文有事情隐瞒她。

她在电话里试探地问，“你不会是残疾人吧”，这一问，宋学文原形毕露，没想到，杨光却大方地说，“残疾人咋了，残疾人不也是人吗？没事，有机会我去看你。”

杨光来的那天，宋学文一早就洗漱干净，穿戴整齐，把残疾的胳膊藏在身后，他在脑子里反复排练见面后要说的话，见到真人时却一句也说不出。

记忆中，那天杨光带了一大束花，康乃馨和满天星，花后藏着一张灿烂的笑脸，“像老朋友见面一样的那种感觉 ”，两个人聊了一个下午，“在万丈深渊之下，一缕阳光，她叫杨光，真是我生活当中的阳光。”

电影《站起来》剧照

“那时候总想着，年轻能战胜一切”

“相约98，大约在冬季”，宋学文喜欢用这句话形容他和杨光爱情的开始。他们俩都说不清具体何时对彼此有了超越友谊的情感，也许就是在那年冬天。

宋学文要去北京复查，父母的身体不能经受遥远的路途，杨光得知后决定陪他去北京。那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没有检查的时候，两个人坐在花园里聊天、下棋，杨光还给他织了好几件毛衣，“过得是真愉快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”

但宋学文不愿意离开医院，他还是害怕别人的目光。为了让宋学文“回到社会”，杨光拖着宋学文陪她去市场买东西。

“最开始我就是低着头，不敢看，她说看就看呗，谁要看你你就看他，到最后逃避的肯定是对方，后来我把一个人的目光顶回去了，他灰溜溜地走了，我俩呵呵笑。她说，你觉得身上少了什么吗？我说还真没有。”

在杨光的“强迫”下，宋学文第一次坦然地面对路人的目光。坐在轮椅上，被推着穿行在热闹的市场里，背后这个叫杨光的女孩，正一点点改变着他的生活。

在杨光的眼里，宋学文除了身体残疾，其余都堪称完美，幽默的宋学文总能让她觉得，生活并没有陷入绝境，反而充满快乐。

她主动担起了照顾宋学文的责任。复查结束后，杨光陪他到北京上访。困难的时候，交完房租，浑身上下只剩20块钱，两人一起去翠微大厦门口讨钱。一起住仓房，担心宋学文冻伤，杨光把他的残端放在肚子上捂。“我感觉到她身体有多烫，她就能感觉我身体有多凉。”

杨光曾把宋学文的照片拿给家人看，父亲见到轮椅上戴着假肢的宋学文，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。杨光态度坚定，但把女儿交给一个残疾人，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。宋学文到杨家的第一天，家里一向凶恶的狗立刻跑过去和他亲热，杨光的父亲看到这幅情景，面色复杂地对女儿说，这应该就是缘分了。

杨光回忆道：“要好的朋友问她，你跟他在一起意味着不会有孩子，你想过吗？没有就没有吧，我们把彼此当小孩也挺好。年轻人什么事都是开心的，感觉年轻会是一辈子的事。

不过那是以年轻人的口吻说的话，现在这个年龄我会胆怯。我再正直，再善良，也不一定会去做。那是傻傻的感觉。”

6年的官司后，由于当时中国对核辐射没有明确的赔偿标准，化工厂最终按交通肇事对宋学文进行了一次性赔偿，总计四十八万，除去安装假肢等开销，只剩下8000块。生活依然拮据，但四处漂泊的日子总算告一段落。

“我不是张海迪”

那几年里，渐渐接受自己残疾人身份的宋学文，出版了自传《生死链》，他的经历还被一位华裔导演拍成了电影《站起来》，由他本人担任男主角。宋学文被当成了身残志坚，积极向上的典型，不少人给他来信，说他就像张海迪一样，是亲们的榜样和力量。

2006年，宋学文和杨光结束了八年的爱情长跑，在媒体的见证下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

这是吉林省第一个水上婚礼，当天公交车进行了直播，宋学文说这个婚礼让他记一辈子

核辐射受害者残疾多年找到真爱，宋学文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。他和妻子被频繁邀请上电台和电视节目，“鼓舞亲们坚强生活”。但久而久之，宋学文却渐渐觉得生活变得不真实，媒体上那个正能量的自己，仿佛被笼罩在光环之下。

“我也有悲观，迷茫和无助的时候，但碍于这个光环，我展示给亲们的都是正能量，我积极生活，笑对人生苦难，甚至自己也在强迫自己，不要把负面的东西带给亲们，包括家人朋友，我琢磨着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病态。”

这种虚幻和拧巴中，宋学文想要做些实事，真正踏实地生活。2008年春天，杨光陪宋学文回到阔别已久的蛟河老家，看见田间地头无人照顾的孩子，她向宋学文提议，开个幼儿园。那之后他们回到大山开办了“阳光幼儿园”，每天围着一群孩子忙得团团转，生活终于又落地了。

命运与惊喜

由于担心核辐射对基因的影响会遗传给后代，加上杨光患有糖尿病，宋学文和杨光不敢要孩子，本打算守着幼儿园过一辈子，这时，杨光却意外怀孕了，这让夫妻俩又惊又喜。

杨光说：“毕竟我没有当过妈妈，我也想当一回妈妈。”他们几乎每周都去做检查，把DNA送去专门的机构检测，得到的结果都是“一切正常”，“当时我们高兴坏了！”

四十岁这年，杨光和宋学文的儿子出生了，小家伙健康活泼，全家人都松了口气。正当一家人感恩上苍给予他们的惊喜时，2017年的12月份，宋学文的身体再次发生病变，放射性物质诱发了严重的肝病，他大量吐血。此时，距离捡到金属链的那个早晨，已经过去了22年。

今年4月，宋学文接受了肝硬化和门静脉曲张手术，并重新在媒体前讲述自己的经历。传奇的爱情，充满偶然的人生，大起大落，这些都是宋学文身上的标签。

如今他依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何时会再次病变。孩子下半年就要上幼儿园，他身上还背着不少债务，责任还有很多。但至今，他还相信命运对他是公平的。

“命运可能为你关一扇门，但肯定会在某个地方为你打开一扇窗，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去寻找。关上门就放弃了，那是你的事情，不是命运的事情了。”

接下来，他打算做演讲，继续写书，通过自己的经历推动公众对核辐射危害的认识，做些有意义的事，给儿子当个榜样，“我不想到了以后，自己儿子想起爸爸，只是一个坐轮椅的人。”

宋学文一家

视频编导：郑逸桐 视频包装：刘尚帅 统筹：蒋涵琦

编辑：郑逸桐、贺雅雯、以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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